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开始拨乱反正。平反“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成为广大干部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
，更是那些遭遇冤假错案的人所期盼的事。
七八年春节后的一天，我和本单位胡书记坐在楼下大厅谈论一些时兴的话题，突然，从门外进来一个胖胖身材的中年男子，他手里拿着一张报纸，走到胡书记面前，笑着对胡书记说：“胡书记，这个报纸你看了没有？这一下我的问题可以解决了吧?”只见胡书记收敛起原有的笑容，望着来人说：“什么报纸？你少给我上*治课，你犯的错误是事实，你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说完，他就起身离开了。见胡书记走了，来人悻悻转身向着我说：“你是胡永光同志吧？我叫刘道诚，原来是血防站的会计，被开除了，现在，按照*的*策，我请求恢复工作。”
我不认识这位刘道诚，是第一次见面。听着他又说了很多其中不乏对我的恭维话。我打断了他的话，我说：“我到血防站工作没有多长时间，我们又没有见过面，你怎么知道我？”
“是站里的老同事告诉我的。”他露出不大自然的笑。
我指着他手中的报纸说
：
“你来要求解决问题，干嘛还要拿着一张报纸来？拿报纸来能解决问题？现在拨乱反正有很多的事要做的，报纸是不能作为依据的，要等中央红头文件，中央下了文件，还要等省、县下达具体实施方案才能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不然，谁知道怎么做呢？”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哇？”他一副着急的神情。
“不要急，既然中央一级的报纸都发声了，想必会很快啦。你先回去吧，以后来再不要拿报纸来教训人哪。”
没过几天，刘道诚又来了，这次他不找书记了，而是直奔我的办公室。我问了一下他的情况，对他说：“你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你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属于不属于冤假错案的范围，我不能回答你，要先看看你的材料，才能说话。再说，县里还没有做出部署，我也不知道怎么进行，你再等一等。”在此期间，又来了一位叫戴肇宏的医生，也是来上访因为被开除要求恢复工作的，同时还收到了来自赣南信丰县一位名叫廖忠信要求恢复工作的来信。我带着这些情况向胡书记汇报，请示做出安排，胡书记认为县里已经做了结论，下了处分决定的文件，没有再查的必要。
当年的血防系统，在县城一个站，基层乡镇设有八个血防组，总人数不过一百。可是在历次运动中受各类处分的人不少，用一些老职工的话来说是一个“重灾区”，因此陆陆续续有来信和来人上访，要求落实*策。当时，站里除了正副两位领导外，行*工作人员只有我一个人，所以，落实*策的具体工作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的头上。当时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要平反冤假错案还是有一点阻力，因为，多年来的“左”倾已经成为一些人的习惯思维。站*支部书记是一位打长工出身、解放前夕参加革命的老干部，
对*的事业忠心耿耿，
工作有魄力，有干劲，开拓精神强，
执行上级的指示坚决，但是强烈的
阶级观念，使他一时半会难以从“左”的思维中转变观念。
站里
有一位青年大学生医师，经过和他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我认为他工作有能力，
曾经
向书记建议对他培养使用。其实，书记和那位青年医师个人关系都挺好的，可他就是不同意，后来听见我说的次数多了，他才告诉我：“不行，他家庭出身不行！这种事你不要管。”不过几年后，在县级机构改革中这位青年医师还是被提拔重用。还有一件事，七五年我和他在磨刀石公社角山大队搞社会主义路线教育，该大队清湾村有个查姓农民因为遭受火灾，把*府救济他恢复建房子的三个立方米杉木以高价钱卖了，后经过自己夫妇辛勤劳动，省吃俭用，又建起了一幢新房子。作为工作队队长的他，认为他高价出卖杉木这是投机倒把行为，是“阶级斗争的表现”，非要追究这个事情不可，一定要拆他新建的房子。当时作为工作队副队长的我多次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只同意没收当事人卖杉木多赚的差价钱，坚决不同意拆房子，被书记批评为“太右了”，硬是将农民老查的房子强行拆掉，并且将我作为“右”的例子向县委有关领导汇报了。他
嫉恶如仇，对错误的人和事他是决不留情，决不手软。过分地原则性以致到了固执地步，因而纠正冤假错案的事在他的意识中存在着“没有必要”的认为，这不能不说在我的具体工作中多少有一些困难和阻力。
虽然如此，我还是根据中央的有关精神着手进行这项工作。首先接触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开除的三个人的案子，他们分别是：赣南人廖忠信，余干县人戴肇宏，鄱阳镇人刘道诚。从他们三个人的材料上看，
戴肇宏是一个青年学生出身的医生，
没有反*反毛主席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
在一次出宣传栏时出现了文字错误，这
完全是一个年轻人工作粗心大意所致，是一起笔误事件，
只能是批评教育，引以为戒；廖忠信是一个检验士，因为工作上的过失而被上纲上线认为是思想意识反动而被开除；
刘道诚
是原血防站会计，业务能力强，
因为生活上的错误而被开除。从材料上看
，刘道诚的错误事实本人交待清楚，在站内大大小小的各种会议上，做了多次检查，但是就其错误性质来说，还不够开除工作的处分，按照毛主席的一贯方针*策应该是“
团结—批评—团结”的范围，不应该把他一棍子打死。根据当时国家上层已经平反了一系列的冤假错案，我把我的想法向胡书记做了汇报，然而，胡书记
并不这样认为，他说：“既然错误是事实，
那开除了就没有错。”于是，我只好把这项工作放一放，等待上面的安排。好笑的是，刘道诚因为
盼望恢复工作的心情急切，有点不择手段，因为对他来讲这是不可错过的好时机。有一天晚上我和夫人从电影院看电影回来，看见我家厨房门口挂着一只篮子，里面有剖洗干净了的两条
鳜鱼和一只野鸭子，我问了问住在两边的邻居同事，才知道这是刘道诚送来的。我把篮子放进厨房，第二天一早我找到本站与刘道诚熟悉的干部罗生元同志，请他帮我把鳜鱼和野鸭子退回刘道诚家里。在后来他再次来找我时，我很严肃地批评了他，并警告他：“你这样做是看错人了，你这样搞，那只能适得其反，我就不管你这个事了。”他诚恳地承认了错误，并保证不会有下一次了。随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平反冤假错案在全国普遍展开。站*支部书记也换了人，我向新任书记汇报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书记对我说：“我刚来上班，新单位我还不熟悉，情况不了解，但是我对你还是很了解的，这项工作是你职权范围内的事，你按照*策办就是，不必每事都问我。”既然书记这样说了，那我就按照*策开展工作！
我重新提出三个人的案子，召开职工座谈会，毕竟三中全会精神还尚未深入人心，
迫于当时“左”的影响还比较严重，
开始
大部分人
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通过几次会议，经过反复强调*的*策，强调平反冤假错案对于拨乱反正的意义和作用，大家的情绪才慢慢有些活动。
但是对刘道诚的问题，大多数人意见是维持原处分不变，不同意恢复工作。于是，我根据职工会上的讨论结果
，分别写出了处理意见的报告：对廖和戴撤销原开除处分，恢复工作；对刘的处分因为职工会没有通过，是否撤销处分恢复工作难以结论，报请上级研究决定。形成正式文件报告，上送县纪检组。
县纪检组的同志看过我送的材料，认为材料反映过程清楚，分析有条理，定性准确，结论中肯，并且肯定了血防站这项工作行动快，抓得紧，是全县第一个报送此类材料的单位。
不久批复很快下来了，廖、戴都撤销开除工作的处分，恢复工作，恢复工资原级别；对刘的认定是撤销开除工作的处分，恢复工作，但是因为错误属实，工资降一级。三个人接到批复后，很快高高兴兴地来上班了。以后廖要求调回了老家，戴要求调入了爱人所医院。
当时县里还没有成立专门的落实*策机构，各项落实*策工作，分门别类，有的归县纪检组管，有的归县人事局管，有的归县委统战部管，所以有了案子还需要找对部门。
而血防站到底有多少冤假错案需要甄别平反，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双港有个刘清文，他带着儿子多次到站找到我申诉，要求恢复工作，而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被开除。于是我带着疑问去到县人事局，查询刘清文的情况。不想到了县人事局，却遇到了令人恼怒的事，当我把刘清文的情况向有关人员汇报后，坐在对面的时任人事局局长余x清就问我：“你是什么人?”
我回答说：“我是血防站的工作人员。”我当兵前在公社工作时就认识余局长，不过他并不认识我。
余局长又问：“你怎么提出刘清文的问题来呢？你要帮他恢复工作，你是他的儿子吗？”
我一听，一下子从座椅上站起来，捶了一下局长的办公桌，不客气地问道：“你这是什么话？我作为工作人员不来问，难道要他儿子来问吗？”
人事局工作员老胡看着我有点脾气来了，忙过来打圆边，余局长可能也觉察到自己说话的差错，很快就离开办公室出去了。老胡从柜子里找出刘清文的档案，我翻开一看，处分决定材料中是因为刘清文解放前在国民**队有一段历史，被认定是反革命分子而开除。我把这一条指给老胡看，老胡也觉得这样开除是不合理的，符合平反改正的对象，在落实*策范围内。于是，不用另报材料，老胡就直接起草下文等着送局长签批，这样，刘清文的落实*策就解决了，恢复工作，作退休处理，儿子顶编补员到别的单位上班去了。
又收到分宜县一个叫漆晴波的来信，要求平反恢复工作，单位上没有他的档案，我又只好跑人事局，找到老胡同志调出
漆晴波的
档案，
档案显示是敌特分子，并且有分宜县公安局提供的有关罪恶的
记载。我抄录下来作为附件给
漆晴波写了回信，回复他说这个案是没有错，不予平反。没想到没过几天，
漆晴波本人来到鄱阳，当面申述了他的情况，一口咬定事实不符。因为他是外县人，风尘仆仆的，我安排好他的吃住，第二天，带他一同去县人事局，看过他的
档案，矢口否认
档案上的记载，看着他那着急得要哭的样子，我和老胡都劝慰他不要急，相信*府会查清的。待他稍微平静下来，我送他到车站，替他买了一张到南昌的车票，让他先回去。后来他的儿子又来了，同样的接待、安排，因为他的事情比较复杂，进展要慢一些，可能要花一点时间，他虽然要求急但表示理解。
我将
漆晴波的问题向书记作了汇报，书记同意我提出到分宜县去作个外调，于是我和熊培康医师一同前往分宜县，我们找到分宜县公安局，征得他们同意，查看了他们的敌伪档案，果然，在
敌伪档案中查到有两个
叫
漆晴波的人，姓名一字不差，但是其他如年龄、出身、文化、家庭人员、住址都不同，显然是不同的两个人，其中一个罪大恶极已经被镇压，而另外一个与现在这个被调查的
漆晴波基本相符，这明显是一个
错案冤案，
我们请分宜县公安局开出了证明，回来向站领导和人事局作了汇报，县人事局很快下达了撤销开除，恢复工作的批复。我很快将批复寄往分宜县，请分宜县按*策做出相应的安置。医院
药剂师
曾守中，出身于鄱阳县一个比较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家庭，其岳父是台湾蒋*中的在职高级将领，所以在他身上既关系到知识分子*策，又关系到对台
工作*策。开除多年来赋闲在家，因为是在血防站开除工作的，接到人事局转来他的申诉后，我立即到有关部门查找他的档案，可是在纪检组、统战部、人事局、公安局、卫生局找遍了都找不到关于他的片纸只字，而他自己也说不出一点蛛丝马迹的线索。我只好向已经调出血防站的原工作人员老魏同志询问，老魏同志提供了一个线索:在血防站做宿舍的老楼的三层楼上面还有一层矮矮的阁楼，在那里堆放着很多杂物，也许那里可以找得到。于是我拿着一只手电筒，跑到从来没有去过的三层楼上面的阁楼里面，在那乱七八糟的杂物中间，有一大堆旧报纸杂志，还有成捆成捆的旧材料、废纸。于是我把那些捆着的旧材料依次打开，一只手打手电筒，一只手一页纸一页纸地翻看着，上午没找着，下午又继续找。那正是八九月的秋老虎天气，黑黑的阁楼上极少有人上去过，阁楼又低矮，人不能站着，只能蹲着作业，蹲久了腰酸背痛，双腿
又麻又木；
本来就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再加上不透一丝风，又闷又热，翻一张纸就扬起一阵灰，满脸的汗水粘着一脸的灰，嗓子也布满了灰，口干舌燥，吐出来的口水都是满口的灰，头上、脸上、身上都是一股霉气味，简直就要窒息。第一天没找着，第二天又继续、第三天再继续，不放过一张纸，每张纸上不放过一个字，终于在第三天下午快下班时找到了。当我在一张好像履历表模样的油印纸上看见了“
曾守中”三个字，拿起来仔细一看，不错，就是它，“关于
曾守中历史问题的处理意见”。我如获至宝似的长吁了一口气，原来他在历史上曾经参加过国民*的三青团组织，而且是区小队长，被认定为反动*团骨干受到开除处理。我对照上级有关文件条例，写出了甄别报告，建议“撤销开除，恢复编制，恢复工作”，并参照类似的高级职称在职人员工资定为57元。因为当时血防站缺少正规的药剂师，所以我希望他留在站里工作，可是他提出要和他爱人一个单位，人事局同意了他自己的意见，让他回到了他医院。后来他们夫妇从新来的书记嘴里知道了我为他寻找档案的经过，夫妇二人感动不已。
七八年十一月，中央做出为右派分子全部摘帽子的决定，县里也按照有关精神设立了“摘帽办公室”，为全县被划为右派分子的统一做了改正，摘除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分别下文通知到各单位，让各单位对照本单位的人员，作好相应的善后工作，包括：恢复工作、恢复工资级别、恢复*团籍、撤销各种处分等等。我接到通知后，立即着手进行相应的善后工作。血防系统
被划为右派分子的七人，作为右倾处分的二十三人，我一个一个地查对，分别对象，做出不同处理的意见，一边上报县有关部门备案，一边通知当事人知悉。
有一天，离休老站长郎贵川同志把我叫到他家，只见一位素不相识的老人坐在郎站长家门口，身边放着一挑行李，原来她就是吴子昇老站长的夫人胡佩老人。此前，曾经听站里老同志们多次提起过这位吴老站长，
对他的情况稍有了解，
这位
原血防站老站长吴子昇，是一位抗日老干部，被错划右派后开除回了老家，
现在他的右派已经撤销，只是没有他的消息，查阅他的档案是河北省唐山市人，我请示书记，准备去一趟唐山市，寻找吴子昇老站长的下落，接他回来进行安排。书记表示同意并准备和我一道去唐山，我把相应的材料准备好了，只等着书记做出安排。不料，今天他的夫人自己来了，
我高兴地告诉她：“吴老站长的*策已经落实了，正准备去河北找你们，现在你来了就更好。”胡老夫人此时是百感交集，又高兴又伤心，高兴的是他们又回到了革命队伍，伤心的是老站长已经不在人世了，他没有等到这一天。
我安排好了她的吃住。胡老夫人原来就是血防站的护士，因为受牵连也被开除，理所当然的恢复了工作，安排在在站护办室上班。吴老站长不在了，按照*策照顾一个子女顶编补员。他的大儿子在唐山市已经有工作上班了，为他的一个女儿办理了补员手续，也很快在站内上班了。我问胡老夫人还有什么要求?她提出身边还有一个女儿年龄也不小了，想请组织上也解决一个工作。当时我一个人不好答复，只能将她的要求记录在案，答应在后来有条件时再考虑解决。还有一位名叫李玉辉的，是个起义投诚人员，因为言语不当被划为右派而开除，*策落实后，本人已经不在人世了，正在考虑如何联系上他的家庭，正好他的女儿李鹏拿着李玉辉的照片和当地*府的证明寻来了，我问了她一些问题，她答复无误，又将她拿来的照片让本站一些老职工辨认，大家一致肯定是李玉辉，确认无误，于是我又按照*策向上级有关部门申请，为她办理了一个顶编补员手续，安排在站内上班，以后她通过她在南昌市工作的的表舅调回老家浙江去了。还有一些来站上访的对象，虽然不是属于冤假错案之类的事，但是他们的遭遇不能不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