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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的英文名china，通常也被认为是“昌南”的音译。
中国的地名很有意思，很多以东西南北命名，而且还东西相对，南北兼有。例如：
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南京、北京……
大部分含有方位的地名，多与古代人的取名习惯及地域划分特点相关：古代地区多是以山河为分界线，例如河南历史上大部分位于黄河以南，故名河南，相对的河北因位于黄河以北而得名。
东西南北之方位在地名上体现出来，格局也就不一样了。
这里的“格局”说的不是人类认知的格局，而是地域发展的“位格”与“时局”。
“时局”好理解，就是当时国家社会的情势；“位格”稍微抽象点，类似于地缘特征之下所形成的框架，可以理解为时局中的一个点，可以是举足轻重的枢纽，也可以是无足轻重的点缀。
“时局”的变迁深刻影响着“位格”的兴衰。
受“时局”青睐者，往往能大放异彩；一旦与“时局”错位，只能落得边缘化的下场。
更通俗来讲，格局之变其实就是一场天、地、人之间的博弈。地利亘古长存，天时浩浩汤汤，与地方化育的人文风俗相交融，共同主导了区域发展的走向。这点在江西身上表现得特别典型。
如果把时间尺度拉长到一百年、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来看，江西崛起与衰落的核心原因只有一条——格局之变。
No.1
吴头楚尾，粤户闽庭
江西位格稳定，延续至今
关于江西所处“位格”的论述，中学课本里《滕王阁序》的开篇就已经交代得很清楚：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
星分翼轸，地接衡庐。
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
这里，所谓“三江”指湖北汉江、湖南湘江、江西赣江，“五湖”则泛指位于长江中下游江浙一带的水乡泽国，“蛮荆”与“瓯越”从更广阔的视角分指楚地和吴地，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江西“横接吴楚”、“吴头楚尾”的地缘特征。
唐宋以来经济文化中心的陆续南迁，东南沿海崛起，江西作为华东、华南、华中三大区域的联结点，其“粤户闽庭”的地缘优势开始显现。
“吴头楚尾”“粤户闽庭”这两句形成于不同时期的描述，共同构成了江西的“位格”。
“说人话”就是：东邻浙江、福建；南连广东；西靠湖南；北毗湖北、安徽而共接长江。
江西的“位格”除了以上特点之外，还有着极强的稳定性。打开地图可以发现，江西除了北部鄱阳湖平原地区连通长江中下游平原外，东、南、西三面都有连绵的山脉与邻省分界，像一个口袋状的大盆地。
同时，这些山脉并非彻底壅塞，其间零星分布的狭道和隘口，也给江西保留了向外沟通的渠道。这种相对封闭性的地理特征，导致江西整体都呈现出一种超然的地缘稳定性。
偶然也好，必然也罢，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江西地区的行政范围几乎始终严格遵守“山川形便”的原则，即以天然山川作为行政区划的边界。
从汉朝的“豫章郡”到当下的“江西省”，时隔两千多年，疆域居然大体重合，这也使得其“位格”长期保持了稳定。
因此，江西的兴衰，主要还是和“时局”有关。
No.2
豫章故郡，客家摇篮
政治经济南移带来发展机遇
虽然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一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但江西真正入“局”，始于秦汉。
两次机遇垂青：
一次是楚汉之争，刘邦大胜后派大将灌婴开荒建城以“昌大南疆”，赣鄱大地被正式纳入了中原文明的版图；
一次是西晋末，永嘉之乱，晋元帝“衣冠南渡”，中原政权和文明首次南迁，为日后江西从边缘小郡一跃成为军事要冲、经济重地，打下基础。
秦征百越是江西地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契机。始皇帝，在统一六国后将战略眼光投向了南方。
赣南是继续向南征战的战略要地，大军于此集结，分五路征伐岭南。江西省境的轮廓，正是在这场战争中才隐约显现出来的。
秦朝二世而亡，刘邦在垓下取得楚汉争霸的决定性胜利之后，派大将灌婴率兵平定江南的“吴、豫章、会稽郡”。
灌婴渡江南下后，在一片草泽中开辟荒地，修筑灌婴城以“昌大南疆”——这也是“南昌”的由来。
以南昌为郡治的豫章郡也随之设立，赣鄱大地被正式纳入了中原文明的版图。
即便已经入“局”，终汉一朝，豫章只算是一个“边鄙小郡”，寂寂无声，只能算是提供钱粮、人丁的属地而已。
这样的尴尬处境一直持续到了东晋南北朝时期，江西终于迎来了时局的第二次垂青——“衣冠南渡”。
西晋末年天下乱，中原士族相随南逃、中原文明或中原政权南迁。内地士民相率南徙，大致从晋、豫等中原地区迁至鄂、皖、赣长江两岸。
历经西晋永嘉之乱、东晋五胡乱华、唐末黄巢之乱、宋室南渡后，中原汉族大举南迁并融入南方各省，经过千年演化，最终逐渐形成一支具有独特方言、风俗习惯、文化形态的汉族民系——客家。
从人类学的角度而言，客家选择江西作为中转站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客家迁徙的主要动因，并非开疆拓土，而是躲避战乱，所以，沿水路而下的中原士民，刻意寻找能够远离战争的、交通阻隔的边缘地区。
同时，为了避免在未站稳脚跟之前与原住民发生新的冲突，他们干脆躲到了无人生活的山区或官家难至的行政交界地带。
可以说，客家迁徙是一个主动寻求边缘化的过程，而江西恰好符合这一特征。
今天被称为客家故乡的赣南地区，东与闽南相阻，南与珠江流域分割，西与湖南郴州隔山对望，北与鄱阳湖流域分开，叠嶂的群山使它与周边地区分割开，形成了相对封闭独立的地理单元。
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为客家文化的历史生成提供了空间条件，又有助于客家文化保存其浓郁独特的民系个性。
相辅相成，在江西的发展过程中，客家扮演了至关重要的孵化作用。世家大姓入赣，不仅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技术、工具和文化，也带来了开发山区所需要的劳动力，加速了江西的开发进程。
同时，相较于先前定都北方的全国性政权，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政权偏居南隅，使得江西从边缘小郡一跃成为军事要冲、经济重地，地位大为提高，为其日后的盛况打下基础。
No.3
江西风华，东南枢纽
赣江流域迎来全盛时期
江西步入盛局，始于宋明。
唐高宗上元三年（年），王勃在路过洪州（今江西南昌）时，写下轰动文坛、流传千古的佳作《滕王阁序》，其中对江西极尽溢美之词：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不过，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赞美的辞章与其说是对当时江西情况的写照，倒不如说是对几百年后的江西的预言。
宋、明年间，号称“文章节义之邦，白鹤鱼米之国”的江西地区，经济富庶、文教发达，尤以文学成就最为突出。
这一点从历史上极为有名的“南北榜之争”就可见端倪。“南北榜之争”背后固然是北方人对于南方人垄断科举的不满，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标志着江西人才之盛到达了顶峰。
据统计，仅在明初建文二年（年）、永乐二年（年）的殿试中，江西人就包揽前三甲，而且前十名也占据大半。
庐陵文化的发源地吉安更是号称“三千进士冠华夏”。这里的“三千进士”并非虚数：从唐至清，吉安地区前后出了三千多名进士，其中有二十一名状元。明朝年间，江西全省一共考中进士三千多名，吉安一府的竟然将近三分之一，超过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个省加起来的总和，与江浙相比也不遑多让，以至于形成了“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的说法。
此外，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曾巩、王安石、黄庭坚、杨万里、陆九渊、姜夔、汤显祖……这些闻名天下的文坛巨子，无一不是出自江西。他们不仅是江西文学史的主角，更是中国文学史的主角，成就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座巍然高峰。
除了在文坛独领风骚外，凡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江西均诞生了一批独领风骚或颇有建树的人物或群体。
从商业角度来看，晋走黄河，徽走长江，江西走南方——自明清以来，江西商帮与晋商、徽商鼎足而立，称雄一时。遍布全国和海外的一千五百多个大大小小的万寿宫（最初建于东晋，为道教宫观，在今江西南昌），就是当年江西帮经济版图的最好证明。
从思想层面上看，号称“理学”开山鼻祖的周敦颐，虽是湖南人，但一生都与江西密切相关；“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亦是江西人。理学、心学作为儒学的第三、四个高峰在江西崛起，引导了国人千年心智。
在佛、道二教的发展历程中，江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一部中国禅宗史，江西占了大半篇章。
五家七宗几乎全在江西修行开悟，开山接众，他们开创的祖庭至今还留有许多文物胜迹。当今日本、东南亚等地的佛徒如果要来中国拜谒祖庭，舍江西几无去处。
同时，道教在江西延续了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道统传承，三清山、龙虎山、灵山、麻姑山等名山洞天众多，江西虽然不是道家祖庭，但堪称道缘深远。
江西这种全方位的繁荣，本质上离不开自东晋开始的经济、文化重心持续南移。作为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的中转站，江西正是这一历史大趋势的受益者。
相比于同样受文明南迁之风惠及的南方诸省，江西最大的优势在于地处中国交通大十字的交叉处。
纵向来看，如果说京杭大运河纵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连通了中原（华北）政治中心、江南，那么自从赣、粤边界的大庾岭梅关驿道（今梅关古道）在唐玄宗时兴修完成后，“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广州”这条通道就连接了经济高度活跃的长三角、珠三角。
横向来看，江西处在长江中游，连接东西。三者共同构成了贯通中国南北的大动脉。
在陆路交通不便、水运当道的古代社会，这条大动脉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由中原、江南进入岭南，还是岭南商人、学子北上，今江西都是必经之路，赣江水面上舟楫如云，络绎不绝。
彼时的赣江与京杭大运河相辅相成。一如杭州、苏州、扬州、淮安依托京杭大运河积淀了深厚悠久的文化底蕴，赣州、吉安、樟树、南昌、九江等赣江沿线城市，也成为当时全国非常重要的城池，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江西由此步入全盛。
No.4
成也格局，败也格局
思维定势成为落后的深刻内因
经历宋、明六百年风流之后，江西在清代明显开始后劲不足，所幸底蕴深厚，还足以支撑。直到随着近代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降临，江西如同一个有着悠久传承的耕读世家，在工业时代宣告黯然落幕。
关于江西的衰落，很多人认为与太平天国之乱有关。但同样受灾严重的江浙，在战后迅速恢复了元气，而江西却从此一蹶不振，由此可见太平天国运动并非江西衰落的罪魁祸首。
透过现象看本质，江西在近现代遭遇的发展困局，有着更加广泛的现实意义。
近代以来，中国各地发展日趋失衡，随着经济的发展，地域差距不断拉大。追溯根源，终究是因为“格”与“局”之间的顺应与错位。
江西真正的问题在于客观、主观两方面的双重错位。
从客观上而言，江西在近代被抛离了中国经济发展主轴线。江西在宋、明年间之所以能纵横天下，正是因为它位于“北京-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珠江-广州”这条中国经济发展主轴线上。
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外贸易重心逐渐由广州转移到上海，外国轮船获许在长江上通航，原本的“大运河-长江-赣江”轴线被迅速废弃，近代的三条主轴线取而代之：
一是沿海线，从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到广东，这六个地方的经济总和，占据了中国的一半。
二是沿长江经济带，从上海、武汉、重庆到成都，一系列沿长江城市都得到了长足发展。
三是沿“京广铁路”城市带，如石家庄、郑州、长沙等。
新旧更替之间，由江西至广东的传统商业运输路线完全衰落。
尽管不久江西九江也被辟为通商口岸，现代化、工业化浪潮得以从长江逐步侵入江西内地，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江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商道的改变反映的是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改变、中国对世界开放程度的变化，带来的是中国经济中心与经济格局的改变，对整个赣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如果说沿海、沿江轴线的发展已经让江西感到大势旁落，近代以来铁路交通的崛起更让江西的衰落不可逆转。
最明显的对比，湖南于年动工、年筑成的“粤汉铁路”（“京广铁路”的南段），自武汉南下之后转向西南，跨越湖南全省，沿线迅速形成一条工矿业城市带，对湖南经济发展帮助巨大。岳阳、长沙、株洲、衡阳、郴州等“粤汉铁路”沿线的城市，受益颇丰，发展迅猛。
而江西虽早早修建了“南浔铁路”，但只限于长江鄱阳湖一隅，对全省的带动并不强。20世纪30年代修建的“浙赣铁路”，所涉及范围也只限于赣北、赣中。广大的赣南地区，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因“京九铁路”的修建感受到轨道交通的便捷。
客观来说，中国经济发展主轴线旁落导致的衰落，以及铁路交通崛起带来的红利错失，实非人力所能改变，江西的命运带有某种“格局”之上的必然性。
但是，从主观来看，在新思想、新理念于华夏大地上如春潮般涌起之际，江西人因循守旧、抱朴守拙的区域性格，使他们难以抓住机遇，甚至扼杀了机遇的萌生。
正如费正清所说的：“导致中国落后的一个原因，恰恰就是中国的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江西固有丰厚文化积淀形成的思维定势，成为了它落后时代潮流的更深刻内因。
江西的地理“格局”塑造了江西人的性格特征。
江西虽然位于南北交汇的枢纽，但它本质上还是一个三面环山的大盆地，有着非常典型的农耕文明气质：在低调温和的同时保守谨慎，在精打细算的同时瞻前顾后，在朴实热情的同时缺乏锐气与创新，小富即安、缺乏拼劲的“盆地”意识强烈。
因此，尽管江西在历史上文化昌明、商贸发达，但无论是文坛还是商界都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农业文明的普遍世俗化与泛化的深刻影响。
“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这句广泛流传于江西的朴实家训，生动地诠释了江西耕读传家的民风。
19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引发了巨大的产能过剩从欧洲传导向全世界，中国已经不再是世界规则的制定者，只是一体化过程中的迟到者。
中国仍然保持着唐、宋以来模样的自然经济，与机械化大工业浪潮发生了剧烈碰撞，时代主题已经转向“救亡图存”。
然而，科举是江西传统的优势项目，江西士子们当然不愿意放弃。
彼时的江西，兴学读书传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盛：被太平天国耽误十余年的江西士子们，正在用尽浑身解数，朝奄奄一息的科举发起最后冲击。
那些精于“四书五经”和考据辞章的传统读书人们，在坚船利炮面前一筹莫展，对“奇技淫巧”的西学也一无所知。
在这个沧海横流的大时代下，他们只好慢慢落伍。
江西商帮与知识界的衰落同步。尽管它在历史上被称为与徽商、晋商齐名的全国三大商帮之一，但与坐拥巨资、富比王侯的徽商，以及经营票号的金融巨头晋商相比，江西商帮的生意特点就是做不大。
以贩卖本地土特产起家的、精打细算的江西商人，长期在小生意中打转，创造了江西商人在小农和自然经济时代的辉煌。
然而，到了工业化时代，江西商人却快速落伍。
尽管地利仍在，但天时已去、人和不彰，主客观两方面均与时局严重背离的江西，陷入停滞也成了必然的宿命。
No.5
风水轮流转
握紧新时代的船票再次起航
历史总会时不时开一下否极泰来的玩笑。
封闭落后的江西，因其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在烽火满神州的年代，反而成为革命的高地，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是当时全国革命的制高点，党史、军史、革命史、共和国创建史都从这里开始。江西成为了中共的“创业基地”。
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中国革命第一枪，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
后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苏区成立，定都瑞金。
这一次，江西依靠的不再是赣江水系、梅关古道沟通南北的优势，而是罗霄山脉的山险沟深、林密草茂、便于隐藏、便于防御，它给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斗争提供了实践之地。
井冈山（属于罗霄山脉万洋山北段）上红旗不倒，极大地鼓舞了各地革命力量的斗志。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近代史上的江西，蒋经国曾在这里建设新赣南，国共两党名人要人曾频繁登临庐山，邓小平曾在这里思考改革开放理论模式……无数重大历史事件曾于此上演。
可以说，江西影响了不止一波国家战略。
但是，随着政局愈发稳定，经济建设重新成为时代的主航道，江西面临的迷茫却依旧未解决。
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江西也迎来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其封闭的地形、落后的产业结构，发展水平长期居于中部六省的末流，经济总量仅高于山西。
作为省会城市，南昌除了光伏产业、航空制造业还算可以，几乎没有成规模的大型工业，缺乏竞争力；而航空制造业仰仗的昌飞，同西飞、沈飞、成飞相比也相形见绌。
省会尚且如此，江西其他城市的发展水平也比较落后。
江西的第二大城市赣州，素有“稀土王国”的称号，稀土资源丰富，而且正在发展较完整的产业链，然而，有这样一张好牌在手，却没有打出优势。
江西的产业结构不完善，教育资源同样稀缺。江西全省只有一所高校，即南昌大学；反观合肥、武汉、长沙等周边中部省会，都是优质高校的聚集地，集中的教育资源带来了丰富的人才资源、科研资源。
这也使得江西的发展缺乏原动力。
随着高铁时代来临，国家大力发展基础建设，在几乎所有其他省市区都力争高铁指标时，江西却专注于“一大四小”的绿化建设。
见微知著，江西的发展可谓错过了时代的快车。
无须讳言，如今的江西已经逐步沦落为“经济相对落后地区”。
江西的塌陷“格局”已成，在“格”始终稳定的情况下，关键在于如何破“局”，成为当局需要思考的问题。以下几点或值得研究：
01
颠覆交通之“局”
多主体、多层次、高速度、高密度、高运量的轨道交通，彻底打乱了区域发展的格局。
原有的沿海、沿江、沿线三大经济轴线，正在经历快速洗牌。
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为例，长三角之所以能够扩容到“一市三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全域，最主要的支撑就是高铁带来的压缩时空效应。高铁已经成为城市嵌入到区域一体化大都市群分工体系的桥头堡。
回过头来看江西，自铁路时代以来就始终落后一步，在周边省份纷纷因高铁红利而兴起的时候更显得默默无闻。
年新闻报道“厦深高铁”通车时，有一张图格外显眼：江西周边省份均为表示已经纳入国家高铁网的黄色，唯独留下“一抹江西绿”格外显眼。江西“高铁洼地”的绰号一夜成名。
风水轮流转，否极而泰来。
在高铁网从“四纵四横”向“八纵八横”的转向和发展过程中，许多曾经位于国家高铁网边缘地带的地区也享受到了新的红利，江西就是其中的典型。
在新一轮高铁布局与发展过程中，多个高铁干线选择过境江西。错过太多的江西，正迅速实现从交通“洼地”到交通“高地”的大跨越。
这种突破与跨越，也从全方位改变了江西的“格局”。
以产业转移为例，作为长三角、闽东南、珠三角之间的腹地，江西与这三大发达地区间的产业梯度差距，天然地形成了产业转移的原动力。
而多条高铁的陆续建成，为江西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便捷通道，使得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与经济合作成为可能。
02
突破文旅之“局”
在文旅康养大时代，江西在特色文旅产业上大有可为。
中国疾风骤雨般的城市化过程，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把区域的文脉荡涤得干干净净。
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府的考核指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唯GDP论已经成为历史，江西与其选择“大干快上”，不如想清楚再上路。
经济、文化、生态协调发展，互为作用，考核指标多维化，以质量取代数量，以特色取代规模，不被眼前的经济利益、排名所累，方能修成正果。
江西文旅发展的潜力，从景德镇的涅槃上即可见一斑。
一部陶瓷史，半部文明史。瓷器的英文名china，通常也被认为是“昌南”的音译。
从南宋到大清覆灭七百多年间，中国约有两亿件瓷器漂洋过海，其中近三成是景德镇瓷器。
如同江西的盛极转衰一般，景德镇的繁荣之路同样因为工业革命的到来发生了转折。
小手工业与机械化大工业的碰撞，不亚于以卵击石。随着近代国门的彻底放开，景德镇陶瓷的衰落充满了无力回天的绝望。
窘境之下，挣扎的“瓷都”应该何去何从？
分析当下，虽然受到巨大冲击，所幸“老手艺”还保留至今。与此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艺术品的追捧日益达到了狂热的地步。而手工艺品也因工业产品所无法替代的人文情怀等，重新获得人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