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桢与“建国瓷”
——新中国第一次陶瓷会战始末
■萧根胜
年2月14日，西方人的情人节，中国庚寅年“二十八贴年画”的日子。这天上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签署，毛泽东主席首次访苏的主要目的在艰苦曲折中实现了。当晚，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大使馆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代表团副团长李富春等代表团主要成员和大使馆文武官员参加陪同。斯大林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米高扬、布尔加宁等主要领导人应邀出席。毛泽东主席拟于两天后结束对苏联的访问并回国，看到从来不出席他人宴请的斯大林破例带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几乎全部核心成员到场祝贺，心中自然兴奋不已。鸡尾酒会在觥筹交错、谈笑风生中愉快进行。席间心细如丝、明辨秋毫的周恩来总理看到宴会上使用的餐具与斯大林在克林姆林宫国宴馆宴请中国代表团时的一模一样，立即意识到是大使馆借用他人餐具。一时心中不悦，似在菜肴中看到了豆青虫。
中央人民*府副主席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年当选为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委员，到年底，先后三次代表中国*府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或其他国际性会议，并访问苏联、波兰、匈牙利、蒙古、民主德国等国家。作为世界知名文化大家，每到一处，参观博物馆是必有行程。在每个博物馆，最让他感到自豪和骄傲的就是中国陶瓷。那是中华年历史的见证，是华夏文明的结晶！但让他难以理解的是，在西方的宴会上，餐桌用具却很少见到中国陶瓷。年11月23日，参加世界和平大会代表团部分成员赴布达佩斯参加匈牙利科学院成立周年纪念典礼，在我国驻匈牙利大使馆的欢迎宴会上，餐桌上使用的以花卉和蝴蝶为主题的中式餐具，设计优雅，做工精致，却是匈牙利Herend牌陶瓷。堂堂陶瓷之国，国宴用瓷竟是外国人仿制自己的产品，那个宴会，他像吃到了一只苍蝇，心里久久不爽。
12月21日早晨，郭沫若率代表团结束54天的出访，返回北京，李济深、*炎培等多人到车站欢迎。在这次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首次会议上，中国*府向大会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侵略的决心，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五项纲领被大会采纳，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正义行动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支持，取得丰硕成果，获得广泛赞誉。高规格的欢迎仪式，让郭沫若兴奋不已。仪式结束，在贵宾室休息时，郭沫若看到*务院副总理兼轻工部长*炎培，一时忘了十余天长途火车的颠簸劳顿，当即说出心中郁结多日的宴瓷缺憾。
*炎培这位近代爱国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教育家，对陶瓷虽无过多研究，但对陶瓷在我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认识犹深，对郭沫若的遗憾感同身受。当即表示，瓷小事大，关乎国家形象，我们轻工业部要尽快采取措施，争取早日扭转落后局面。
12月26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人民*府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听取和平大会代表团《关于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的经过、成就和我们今后的任务》的报告。会议讨论时，郭沫若特意把有关陶瓷的建议郑重提出来：“中国是瓷器之国，新中国成立后，就应该鲜明地表现新中国的岁月，应该把历史上好的经验总结出来，创制新中国的国家用瓷与国家礼品瓷。”
郭沫若提到陶瓷，尤其国家用瓷，周恩来总理立即想到外交部同志关于制作驻外使馆用瓷和国礼瓷的建议，当即对郭沫若的意见表示支持，并希望有书面建议。
不久，郭沫若将制作国家用瓷的书面建议报送中央人民*府，由*务院总理周恩来责成中央*府轻工业部研究落实。
笔者没有机会查阅当时郭老的建议原文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原件，但从近年来发表的各种有关“建国瓷”制作的史料可以断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的国家第一次把小小的陶瓷提到国之大事的议程进行安排，并且由共和国总理亲自部署。一场轰轰烈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家用瓷烧制大戏由此拉开序幕……
年春天来得特别早，1月27日过大年。节后一周，轻工业部召开的第一个业务性会议就是陶瓷座谈会。节后第一个会议讨论陶瓷还挺新鲜的。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亲自参加会议，中央美术学院、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如约到会。会上传达过郭沫若的报告、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后，参会的古陶瓷专家和工艺、美术大家，热情、激情立即沸腾。陶瓷之国的国宴用外国瓷器，丢了祖宗八代的人！封建社会还有御窑官瓷，我们新中国更应该有自己的国宴瓷、国礼瓷！会议决定，由轻工业部牵头，成立郑振铎任主任委员、江丰和张仃为副主任委员的“建国瓷”设计委员会，同时明确，美术设计由文化部负责，烧制由轻工部负责。
烧制“建国瓷”，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有目标地恢复和发展中国传统制瓷技艺。将近百年的陶瓷制作推向一个新的水平，必须动员各方面最精锐的力量共同参与设计。当年10月初，由中央美院为主，拟定了一份“建国瓷”设计委员会名单给轻工部，把我国当代的艺术、美术、建筑等相关知名专家、教授尽列其中：郑振铎、江丰、张仃、祝大年、高庄、梅建鹰、庞薰琹、雷圭元、徐可振、郑可、张光宇、蔡若虹、王逊、钟灵、张正宇，同时还有国学大师、古文学家齐燕铭，故宫古陶瓷研究专家陈万里，历史文物学家沈从文和古建筑学家、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梁思成、林徽因、高庄均是我国国徽的设计者，陈万里是我国陶瓷考古之父。其他所列人员全为当代大家，举国翘楚。在全部名单中，仅有祝大年曾为轻工业部总工程师。
为确保设计方案评选成功，又成立了由文史、文化大家王朝闻、艾青、华君武、沈从文等各界知名人士组成的评审委员会。从组成人员可以认定，“建国瓷”制作绝对可称为共和国文化史上一号工程。
设计委员会经过紧急酝酿，很快形成主导意见：“建国瓷”既要保持我国传统陶瓷艺术风格，又要符合今天的实用，同时能表现出新中国的新面貌，打破历朝历代官方用瓷“任其百尔，执事媚滋一人”的旧条框，并确定以保留在原北京东华门萃华楼饭庄的清宫廷慈禧用“万寿无疆”中餐具为蓝本，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精神，烧制出既有我国传统风格，又符合新中国宴请形式的新式国宴用瓷。
目标既定，方向已明，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一时间，多套设计方案呈于评审委员会，所有方案不署名、不标号，让专家随意海评。在最后一关评审时，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拔冗前往，与专家最后敲定祝大年设计的传统青白瓷斗彩缠枝牡丹纹中餐具和青花海棠纹西餐具为国宴餐具样本。
祝大年比李国桢年长一岁，有同事经历，同一爱好，有深厚的交情。祝大年的作品能够被选中，李国桢有比较透彻的理解。半年后在景德镇的一次雅聚时，他对在场的潘庸秉、王步等几个人言道：“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参与“建国瓷”设计的人员中，庞薰琹、雷圭元、高庄、郑可、梅健鹰等大多数留学欧美，只有祝大年一人是留日背景，而且是专修陶艺，不仅接受了严格而系统的陶瓷公艺训练，而且对日本陶瓷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有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当时日本的陶艺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中国，祝大年曾担任轻工业部总工程师，负责恢复全国陶瓷工业。他兼具科学家与艺术家的双重气质，既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又有严谨精确的思维能力。作为新中国国宴用瓷，更多地要展示陶瓷大国瓷器的精湛和对历史文脉的传承，而且必须能够体现出新中国气象，代表国家形象，这自然就使正统性的要求压倒了对艺术的追求。这一微妙的分寸被深谙传统文化而又有深厚陶瓷艺术素养的祝大年恰到好处地把握住了。历史选择了祝大年，祝大年也丰富了中国陶瓷的历史。
年1月，在农历春节到来之前，轻工业部再次召开“建国瓷”烧制座谈会，除中央有关部门的专家外，还邀请了景德镇市的7位代表参加会议。设计方案有了，这次研究的是如何制作烧成，教授专家可以绘图案、定方案，而瓷界千年铁律是“烧成是关键”，要烧成还得靠有实践经验的技术专家。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在景德镇成立“建国瓷”制作委员会景德镇分会，具体负责组织实施，技术上由轻工业部派一个工作小组协助。经祝大年提议，上海轻工所的李国桢任组长，轻工业部蔡德春、郑乃衡参与其中。
年7月下旬的一天，李国桢带着制坯专家聂怀德，周仁的助手、古陶瓷化学专家张福康一行三人，冒着湿热如蒸的酷暑第二次来到景德镇。第一次来是景德镇解放四五个月时，当时到处是一片战争创伤，破败废墟。这次到景德镇，看到的虽然是生机盎然、欣欣向荣，但与千年瓷都的地位并不十分相称。
景德镇最为辉煌的年代是康、雍、乾三代。这一时期也是中国陶瓷工艺在世界瓷苑大放异彩的时期，而景德镇则是这一异彩中的轴心奇葩。盛极而衰，景德镇亦没逃过这个自然规律。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随着一个朝代式微以致颓塌而江河日下。
据《百代消亡，永瓷为存——慈禧与景德镇御窑厂》介绍：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历时14年，太平*先后三次占领景德镇。皇帝的御窑厂被太平*焚毁，窑厂被夷为平地，官员、画师、工匠杀的杀，逃的逃。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在给皇太后的奏折中称：“查景德镇地方连遭具燹，官民窑厂，停歇十年有余，老匠良工消亡殆尽。”
据陈帆主编的《中国陶瓷百年史》记载：抗日战争时期，景德镇多次遭受日寇飞机轰炸，坯坊、窑房均遭受严重破坏，全镇瓷窑能烧的只有33座，处于奄奄一息的境地。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市共有私营瓷厂家，每厂平均不足5人，其中规模最大的鼎顺瓷厂也只有人，最小的厂家仅有1～2人，常年开业的仅占7％，绝大部分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
李国桢到景德镇的第二天，立即赶到设在市中心御窑区大苏家弄一号的“建国瓷”制作委员会景德镇分会办公室报道。办公室主任潘庸秉是李国桢第一次到景德镇的具体接待人。上次见面时间虽短，但对李国桢在陶瓷现代技术方面的渊博知识极为佩服。几天前接到省*府通知，轻工部工作组近日到达。头天晚上，秘书李道伦把李国桢接到招待所，只说是来了一位李姓领导，没想到是他佩服的工程师李国桢。两人握手相见，潘庸秉言称“李工”“李工你好！”李国桢一生没有什么职务，几十年被人称为李工、老李工，潘庸秉应为称李国桢为“李工”的第一人。
潘庸秉握着李国桢的手说：“赵书记这几天天天问你什么时间到。”
李国桢说：“设计组的同志不是早就来了？”
“设计再好，没有你们的技术指导也烧不出好的产品。”潘庸秉是美术专家，他深知技术对陶瓷烧成的重要。
李国桢听了潘庸秉对近段时间工作进展情况的介绍，他的心跳有些加快。
年1月，中央将“建国瓷”制作任务下达给景德镇，千年瓷都正式进入“以陶瓷为中心”的时代。刚刚上任的市委书记赵渊，以犀利的眼光和惊人的洞察力，很快组建中共景德镇陶瓷工作委员会，他任委员会书记；同时成立国家用瓷委员会，他又兼任主任。执**成立陶瓷机构，赵渊开了先河。紧接着，于3月13日组成“建国瓷”制作委员会景德镇分会，赵渊任委员会主任，工商局长崔云树任办公室主任，傅德鑫、余昭华、曾朴为副主任，成员潘庸秉、段茂发、方伯卿、王步、周日晖、洪炎喜，个个都是在景德镇呼风唤雨、雷动山响的知名人物。赵渊再次用战争年代组织战役的思路来部署“建国瓷”制作计划。
中央机关轻工部、文化部、中央美院的专家兵分两路，分头攻关。委员会设立工艺美术和坯釉研究两个专业机构。祝大年、梅建鹰牵头工艺美术，王步、任庚元、方伯卿具体负责。具体参与人员黎浩亭、王晓凡、吴成仁等，全为艺术界精英。
坯釉研究组原定由中科院周仁负责。由于周仁忙于包头、大冶两大铁矿的冶炼与综合利用研究工作，委派他的助手、古陶瓷化学专家张福康常驻景德镇，具体参与“建国瓷”制作。这样，坯釉研究技术任务的重担自然就落在李国桢肩上。这个组除一同来的张福康、聂怀德和赖泮林外，抽调了江西陶业专科学校的教师汪璠、戴粹新、谢谷初、余略艮，示范瓷厂工程师黎浩亭、瓷土公司的李来芳、建筑公司的杨文宪，以及全市著名制瓷高手冯宗镇、蔡金台、万贵水等各业才俊。从人员配置，李国桢看到了赵渊的坚定决心和良苦用心，当然也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李国桢到景德镇“建国瓷”制作办公室报到的第二天，在建国瓷厂与赵渊书记第一次见面。这次见面，让李国桢终生不忘，二人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景德镇建国瓷厂位于中华北路、风景路的迎祥弄、彭家弄、龙缸弄之间，是明清时期御窑所在地，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原江西省瓷业公司基础上筹建的首家国营企业，是承担“建国瓷”烧制任务的首家企业，“红色官窑”之誉从此开始。
一早醒来，下了一星期的细雨仍在继续。李国桢和张福康、聂怀德乘坐的公交车在建国瓷厂门口停下时，地面全是雨水。三人蹚着没脚深的雨水来到厂办公室，问后才知道赵渊书记这几天就吃住在瓷厂。通讯员出去约半小时以后，办公室进来了一个头上戴草帽、淋着雨水、身上有两处*泥巴的中年人，两只手似乎刚在地下流淌的雨水里洗过，甩着水滴进了屋子。看见李国桢三人后，两手顺势在身上擦了擦水，快步走上前，握住李国桢的手：可把你们盼来了！
已没有资料记载李国桢与赵渊书记第一次谈话的详细内容。据当时刚刚从景德镇建筑公司“海选”到“建国瓷”烧制办公室的杨文宪老人回忆，老师第一次和赵书记谈了将近一上午。赵渊对李国桢的渊博知识和谦和态度极为敬佩。最后向李国桢表示：景德镇要把这次烧制“建国瓷”作为振兴全市瓷业的历史机遇。市委将全力以赴支持轻工部的工作，“建国瓷”烧制办公室全力配合坯釉组，搞好科技攻关，不折不扣地圆满完成“建国瓷”烧制任务。
“烧瓷不选料,等于瞎胡闹。”这是李国桢儿时在禹州神垕瓷窑上听到的一句窑场俗语。今日投身陶瓷事业，他把这一俗语讲为瓷业行话，视为行规。
赵渊在景德镇受到干部群众的尊重与爱戴，瓷都在较短时间内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多少年后，他被誉为“现代景德镇之父”，其法宝就是善于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和关心群众。对李国桢这样的国家级专家，更是尊重有加，言听计从。李国桢提出，心中有数，才有出路。景德镇不论振兴陶瓷产业，还是烧制国家用瓷，都必须查清资源家底，搞一次制瓷原料普查。赵渊未加思索，点头称赞。3天后，景德镇市委行文公布了陶瓷资源普查领导组，市长尹明亲任组长，并从全市抽调12名年富力强、有一定文化功底的年轻人组成普查专业队伍。为期3个月的资源普查工作在酷暑湿热中强力推进。
从年盛夏到当年仲秋，李国桢、赖泮林、张福康和随后来到的上海科学院李家治、郭演仪，披蓑衣、拄拐杖，跋山涉水、翻山越岭，冒着似火骄阳，忍着蚊虫叮咬，奔走穿行于东乡、余干、乐平、祁门和九江的星子，每个采矿点必到，每个有矿石的山都登，每一种类似的矿石都取样，人背牲驮、肩挑背扛，把数十种瓷石、瓷土、釉果编号登记，悉数进账。其间，除大部分常规用料由景德镇进行正常的简易化验外，两次派赖泮林、聂怀德带样品回上海轻工试验所和上海科学院进行分析化验。
年国庆节，李国桢因完成了《景德镇用瓷原料的调查和研究》而特别兴奋，特意备了两瓶四特酒在御窑场对面的一家小餐馆恭贺初捷。微醺后，李国桢的工作重点也由资源调查转向“建国瓷”烧制和历史名瓷的恢复，合作伙伴也转向他的老朋友祝大年。
祝大年的设计方案被选用后，刚刚成立的美院陶瓷科首任科长郑可主动让贤，把科长的帽子很客气地戴到他的头上。工艺美术系主任张仃指定由祝大年带队赴景德镇开展装饰技艺攻关、监造。从年暑期开始，祝大年带领陶瓷科教授郑可、高庄、梅建鹰，讲师郑乃衡、梁任生和四个本科生施于人、齐国瑞、金宝陞、张守智，进修生高永坚等一行10人进驻景德镇。郑可、高庄、梅建鹰为当时中央美院的扛鼎名师，全国美术界的翘楚。郑乃衡虽只是一名讲师，却是工艺美术界重量级人物。他早年师从景德镇名师詹广元学习传统制瓷艺术，专攻雍正粉彩、康熙古彩和低温釉彩特技，可谓陶瓷名家、业界通才。由他负责本次美术设计的监造重任。梁任生专长陈设，有业界导演之才，所以景德镇设立办公室以后他成为秘书的理想人选。
高庄、祝大年一行到景德镇后，发挥美术学院人才优势，组织开展瓷艺培训。由市委宣传部出面，从全市各个工艺美术社和重点瓷厂选调30多位在彩绘、成型、施釉方面有影响的老艺人和王锡良、张松茂等有培养前途的青年艺人，在天主教堂开设培训班。一流产品必须有一流人才做保障。
坯釉组由李国桢牵头，他的压力更大。好的设计必须有好的釉色。他的首要任务是恢复一些失传却极为珍贵的颜色釉及制坯技术。聂怀德九级制坯技工全国业内无人出其右；郑乃衡大名鼎鼎，技艺超群。两位助理得力顺手，马首是瞻。李国桢组织带领一帮技术骨干夜以继日，攻关试验，两个多月时间先后成功恢复可与历史最高水平媲美的釉里红、窑变花釉、钧红、祭红（即窑红）、美人醉、霁红、天青等7种失传的颜色釉，研制出心蓝花釉、孔雀蓝、仿宋钧3种色釉。卡脖子问题得以解决。
数万件国宴用瓷标准确定后，所有手拉坯园器、琢器和雕镶工艺全部分散于技术优良的窑户完成。聂怀德、郑乃衡带领十余名专业技术人员逐户指导，逐项监造。几十个窑户人手拉坯尺寸保证不能有丝毫差错。
国瓷办通过当地瓷业生产合作社、工会、商会，邀请瓷艺高深的“珠山八友”等一代名家，选定由王步、吴龙发、聂杏生指导釉下青花绘瓷工艺，由刘西岑、段茂发指导釉上彩的古彩彩绘工艺，配合工艺家郑乃衡监制彩绘工艺。
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新瓷都，瓷艺人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赵渊书记决定为每位在世的“珠山八友”和知名陶瓷艺人定做一件毛呢大衣，那行头比市委、市*府领导还气派。制作国家用瓷，他们个个扬眉吐气，意气风发，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经验丰富、技艺精湛的艺人按设计绘制样稿图纸，然后铅印发给彩绘艺人，按照康乾时期瓷器手工业分工形成的釉下青花勾线、釉上斗彩添色工序进行餐具彩绘。
绘制青花彩的配料需要一种叫珠明料的彩料，市场上奇缺。*府动员以后，不少窑户忍痛割爱，无私贡献。经过瓷艺家精心调配，青花彩的工艺质量达到设计要求。
现在人们常常把上级安排的重要工作说成是*治任务。当年景德镇烧制国家用瓷可谓真正意义上的*治任务。但景德镇人、景德镇窑工、景德镇的干部，并不仅把它看成是“*治任务”，而是看作比自己身家性命还重要的国家大事、天下大事，看成是关乎景德镇千年窑火、百代窑业出彩兴盛的天赐良机。参加国家用瓷制作，无尚光荣，为国家用瓷生产出力流汗，无比幸福。整个景德镇成了一座烧制国家用瓷的火热战场，你争我赶，争分夺秒，精雕细琢，无私奉献。试烧初期，正值“三伏”酷暑，市委书记赵渊带队吃住在建国瓷厂。第一窑试烧从装坯满窑到出窑查验，李国桢、聂怀德、赖泮林等几个人昼夜守在窑房，严格把关，精心指导。赵渊眼睛熬得带着血丝，嗓子有些嘶哑，手提茶壶不间断地给窑前的同志倒茶递烟，还亲自安排夜餐和降暑降温。看大家感动得有些不好意思，他倒很风趣：“你们有技术，干你们的技术活，我啥也不会，只能给各位服务……”
赵渊作为一名共产*的市委书记，他睿智诙谐、亲民爱民的品格和作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瓷都影响极大。
国家用瓷，是共和国形象的象征，是陶瓷大国底蕴的展示，瓷器质量用一流来衡量已经是低标准了，必须是史无前例，超越前人。60年后的今天，再看当年的国宴瓷，无论从艺术设计上，还是工艺制作上，仍是一个未被逾越的高峰。景德镇由此开启了有烧造史以来最为辉煌的红色官窑时代。
第一批国宴瓷中西餐具烧成后，景德镇*府立即派专车专人护送到北京。文化部郑振铎局长随即指派艾志成处长、姜思忠、祝大年把样品送请周恩来总理审查。周总理看到釉下青花与釉上古彩的中餐具和釉下手绘青花的西餐具非常满意，要求除景德镇以外，湖南醴陵、江苏宜兴瓷区也要照样制作，并且要求轻工业部、文化部着手筹备组织这次烧制的精品瓷远赴苏联、保加利亚、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巡回展览，以提高我国陶瓷在世界上的声望。
年10月1日，中国人民在高歌猛进的喜悦中迎来了新中国第四个华诞之日。这天的英文期刊《人民中国》向全世界宣告“景德镇的瓷器生产得到恢复”。文章报道称：“专家们被派往景德镇，与工匠们一起讨论如何在质量上和图案上对瓷器进行改进，以及如何吸收中国传统陶瓷艺术的精髓。陶瓷艺术家们引进了0多种新的图案，其中很大一部分出色地反映出新中国的勃勃生机。”
在年元月的一次外事接待活动中，周恩来总理看到新桥饭店国宴厅已用上景德镇烧制的新餐具，见瓷及人，心中十分高兴，当即决定接见烧制新瓷的有功人员。
几天后的春节前夕，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在前门外肉市胡同全聚德烤鸭店亲自接见并宴请了中央美院陶瓷科参加国家用瓷设计与监制工作的祝大年、高庄、郑可、梅建鹰、郑乃衡和学生施于人、齐国瑞、金宝陞、张守智等人。宴席开始，周总理起身，左臂微收，右手持杯高兴地说：“烧制国家用瓷，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积极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大力讴歌社会主义新面貌，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创举，烧出的中西餐具达到了历史最好水平，为国家争了光，添了彩……最后勉励大家烧制更多、更好能代表陶瓷大国水平的国家用瓷……”这让在场的师生们还没吃全聚德烤鸭，心里已郁香四溢，激荡万千。
周总理乘兴接见中央美术学院师生，最后提出：“希望为新中国陶瓷的发展办好陶瓷艺术教育事业。”半年之后，中央美术学院陶瓷艺术设计系筹建工作正式启动。
也是在半年后，景德镇陶瓷研究所（即后来的轻工业部陶瓷研究所）组建。次年5月8日，景德镇陶学院（当时称陶瓷美术技艺学校）正式成立。
国家用瓷烧制一炮打响，新中国陶瓷产业发展，陶瓷艺术研究迎来了灿烂春天。
本文原载于《时代报告》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