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佳节之际，知名建筑师谢英俊在宝岛台湾的日月潭给澎湃新闻读者发来了祝福和牵挂。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目前正在展出“直行与迂回——台湾现代建筑的路径”，展览由“建筑的整体”“建筑的无为”“建筑的态度”三个篇章组成。“建筑的无为”讲述的便是谢英俊的实践，在展厅播放的视频中，看到民众喊着号子，共同架起房屋的构架，如同一次朝圣，虔诚而动人。《澎湃新闻·艺术评论》中秋前视频采访谢英俊时，他正在日月潭的工作室，他谈到了源自《道德经》的“建筑无为”理念，也谈及了“生”“拙”“芜”的美学观点，在他看来，建筑是不可能完美的，环境与生活的场域有时充斥着的一些残缺与遗憾，恰恰是建筑的动人之处。
在年汶川地震后，谢英俊协助灾区重建，并将中国大陆的工作室和工厂设在成都。当得知甘孜州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后，他表示他的“伙伴们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准备奔赴一线提供支援。”
台湾地区“大地震”后邵族家屋重建。谢英俊和其它建筑师最根本的差异，在于虽然使用工业化的建筑方法，但坚持简单化工法与施工的程序，并尽量从附近环境中取得自然的材料（例如石子、竹子等），用简单、低科技、互助，以及延续惯常的施工方式，鼓励民众自己动手盖房子。中国台湾“大地震”后，谢英俊与邵族部落一起重建家屋，他不仅主导募款建造，还坚持使用低科技的方法，相信个体与家庭在邻里的互助下，可以自己动手造出家园。此后，谢英俊进入中国大陆的乡村，帮助农民造屋，更是在年的汶川地震后，深入藏、羌等少数民族的山区，帮助杨柳村的重建，村民作为主体参与建造，恢复并延续原有文化，作为建筑构筑之外的目标。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直行与迂回——台湾现代建筑的路径”展览现场。供图：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目前正在展出“直行与迂回——台湾现代建筑的路径”中，“建筑的无为”讲述的便是谢英俊的实践。《澎湃新闻·艺术评论》在中秋前视频采访了谢英俊。
汶川地震后，杨柳村村民在谢英俊的带领下，自己动手重建家园，图为立架过程。
兰考地球屋，钢构立架
谢英俊以“常民建筑”介入灾后重建，他强调居民参与、构筑自己的家园。灾后重建乡村建设：建筑师的角色弱化澎湃新闻：从台湾地区“大地震”邵族部落开始，您做过汶川、尼泊尔等不少灾后重建项目，这些项目本身都包含着不同的气候环境和文化传统，您是如何平衡建筑介入和在地文化之间的关系的？
谢英俊：我本身是建筑专业，在灾后重建项目中特别强调居民参与。因为在灾区，尤其是农村或少数民族地区，大多经济比较弱势。想要重建家园和社区，需要牵涉很多资金，除了*府救济外，可能难以获得按揭贷款，所以必须以自身力量自救。这里强调的“参与”，不只是说投入劳动力盖房子，包括对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诠释。建筑师只是作为协助的角色，必须弱化。
邵族部落重建重点，文化再生。以建筑技术而言，我们项目从蒙古到海南岛、从东边到西藏、尼泊尔，地域跨度和气候变化很大，必须有各方面的专业知识。我们提供一个建房系统，这个系统必须具有开放性、可以因地制宜。比如我们使用的钢架结构，可以用于多处。当钢架结构在如同“骨架”般架起建筑后，其“皮肉”（建筑所用材料、样式）需要在地居民自己拼凑、自己动手、并根据自己的意见有所变化，它是有弹性的。比如在汶川杨柳村，我们提供了钢结构材料、带领村民组装后，更多由村民自己构筑。尼泊尔也是一样，我们只是运了部分比较重要的“骨料”进去，剩余的是他们的剩料、灾后垮下来木料、石头等再利用。
年，谢英俊在灾后的杨柳村。
四川杨柳村的建造过程，村民架起钢构。所以，这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技术层面，必须要简单。我们提供了最少量、最关键性的钢构，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其他各式各样的材料由居民根据不同的文化，习惯自己去处理和解决。
从草图、单线图，到材料生产一体化。澎湃新闻：正如“常民建筑”的理念，鼓励村民自己盖房子，这是一条怎样的路径？“家”和“房子”最主要的不同在哪？谢英俊：在乡村盖房子，亲戚朋友会来帮忙。所以房子并不是只有单独一个家，还有左右邻舍。在盖房子的过程中，除了全力以赴经营自己的房子外，人际关系会逐渐建立稳固，这才是构成一个完整的家。“家”还是需要倚赖社会的支援体系，不是一个简单的房子。
在城市里，现在的习惯是跟地产商买一个房子住进去，人与房子的关系只是付了钱的商品。但家给人归属感来自于邻里和社区的支持。不过在移动的城市里，自己建设家园，把房子变成家的那种状态，基本不复存在。
但在农村，传统的观念依旧强烈。重建过程中人际关系非常紧密。比如在尼泊尔和汶川杨柳村，在盖房子的过程像“嘉年华”，今天这家上梁放鞭炮请客，明天换另一家，气氛非常和乐；这与在城市，买了房大概会负债一辈子、邻里间不熟悉的状态是两回事。所以我们一直强调人对房子要有参与感、左右邻舍的关系也需要互动。
山西高壁村农房自建，立架放鞭炮。当然在不同的社会，面对农村问题肯定是不一样的。比如在欧洲、美国，他们面对的问题与我们是不一样，基本不能作为参考。即便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因为过去的发展和历史条件不同，也会有所不同。台湾因为曾经的日据时代，农村还保留了来自日本的“农协”系统，并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也是现在不少大陆学者对台湾农村考察的重点。我们参与台湾莫拉克风灾重建项目包括了13个部落总共将近户人家，其中阿里山德恩亚纳部落大概持续了4年，因为涉及土地问题，协调比较慢。但整个土地规划运作和重建过程，部落的人全程参与。虽然房子的造价非常低，但重建后与产业发展做了很好的扣联，除了种植农作物外，大部分收入来自观光、餐饮、民宿等产业，也成为了“网红”打卡点。后来台湾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也会按这种模式做，但要注意民宿应该要由本地居民自己做，外来的人只是做适当的辅导和引导。
来吉部落（得恩亚纳）永久屋。位于台湾嘉义县阿里山乡。在“八八水灾”重建系列中，来吉得恩亚纳是最晚完工启用的一个片区──年12月完工、年2月交屋，距年的八八水灾已时隔六年，却成为了“网红”。澎湃新闻：在中国大陆，也有不少希望开启明智的乡村建设项目，有些是建筑进入，使用了轻工法、在地材料等乡建模式（如葛千涛在浙江宝溪的“竹双年展”）；有些是文化学者介入（如徽州“碧山计划”）；有些是艺术项目介入（如引入北川富朗模式的景德镇“浮梁计划”等），你是如何看到这几种乡建模式的？谢英俊：这几个都是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对乡村建设的外部介入，各有专长、都是必要的，而且一定有一些作用。因为乡村的振兴或复兴，不是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可以有所为的，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领域，方方面面需要外界的协助。如果乡村自身能够解决振兴的问题，这就不存在问题。但目前能看到的是农村不管是产业、生活、文化，都是千百年的延续传承，其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是一个丰富的领域，并不是一招半式或某个人某些事情可以改变。当然外界的介入肯定会有作用，但并不会马上显现。包括我和“碧山计划”也有过交流，他们和我提到曾受到过很大的挫折。我觉得乡村是千百年的累积，想通过几年改变它，是不可能的。乡村建设也许要以十年百年的时间维度去看，不要希望三两年能看到成果。村民也不会因为你是外界来帮忙的、是善心人士，就能得到好脸色。再比如说“竹双年展”，因地制宜重新发现和发扬了竹的价值。但从长远来看，社会现代化后，农村的改变是天翻地覆的，方方面面都发生着变革，价值体系也在重构。所以需要外来专业人士的进入，但除了本身的专业水准外，还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和观念从事乡村振兴工作。
另外我一直强调盖房子是一种生产行为，不是消费行为。传统的农村社群，就是一个互助体系。就像农村合作社，它是一个以人为核心的组织，不是简单资本汇集的组织。
位于碧山工销社外，“DD*山店”的招牌以及村民晾晒的衣服构成独特的生活场景。供图：碧山工销社澎湃新闻：你参与到的乡村建设或灾后重建中，碰到了哪些问题？你是如何去平衡和解决的？谢英俊：每天睡醒眼睛一睁开就是问题。因为观念等各方面都需要互相理解，但“关关难过关关过”。需要当地干部的支持、在地居民的信任，在各种条件因缘际会之下，才有办法做。我们参与过很多扶贫项目，有时候*府投入太多，农民反倒躺平了，再大力也扶不起来。所以做农村工作要有正确的观念，足够的经验。如果一厢情愿，会伤痕累累。
谢英俊在汶川杨柳村。从事乡建工作，现在的一个误区是用城里人的观念。包括从南到北很多农村在做中产阶级品味的民宿。其中在媒体上被看到、被推荐，所谓的“民宿天花板”往往是外来的人，外来的资金、技术、管理、营销，农民只是将房子出租。表面看为农村提供了就业机会，提升了环境，但这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更有甚者搞地产、做酒店，看起来风光漂亮，其实这是乡建的歧途之一。要真的面对农村问题，思路还是需要调整。
“直行与迂回——台湾现代建筑的路径”展览中，李国民拍摄的“常民建筑”家屋。澎湃新闻：你最近参与的乡村建设是哪里？以哪种模式展开？谢英俊：之前在山西临汾、长治等地的乡村，但疫情后暂停了。相比大陆其他地方，山西农村大部分没有改造，环境条件各方面都不错。我们正在推动一种“从安居到安养”的观念。
*河畔的山西村落。
降低的院墙高度，让村民